调解仍然必须在法规范引领下进行，法院不可以任由双方当事人合意。

若要理解布勒的立场，首先必须着眼于布勒对于基本权利和依法律行政原理的看法。[51]所以法院事实上仅考虑个别的具体规范，在解释时应予关注的规范整体结构并未显现。

（2）法规范不仅保护公共利益，而且也用以满足特定个人或群体的个别利益。而以符腾堡邦为代表的南德行政裁判制度迥异于普鲁士方案，较为注重个人权利保护。除基本权利外，无论是公权的定义还是法规范的解释方法，法院的立场与新保护规范理论乃至时下的主流学说十分接近。如果基本权利同样涵括涵括了这部分个人权利领域，则基本权利的调整内容就可以落入依法律行政原理的作用范围。[12]要言之，判断个人利益是否为法秩序所承认并不依赖诉讼可能性，而应经由法律解释探求规范的意图。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能从法律的意图中推导出契合援用可能性的效果，那么个人就具有要求国家做某事的力。法规范、私益保护目的、意思力以及诉讼可能性都在G.耶利内克的理论中登场，保护规范理论的雏形已然具备，运用保护规范探求公权毋宁滥觞于G.耶利内克。隐私是保护自由、道德个性、以及丰富和至关重要的内在生活的手段。

而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互联网崛起，隐私概念则开始面对信息流动和信息保护的两难问题。[58]越是坚持隐私主体的自主权，就越是可能使其主动放弃对于信息的控制权。[175] 参见同上注，第121页。所以，当代隐私不仅要从权利保护机制，更应当从构建和制衡信息权力的维度来定位它的宪法功能。

规定处理条件（例如目的特定化、数据完整性）。其一，洛克范式认为隐私是隔离、独处的权利，在这种理解下，信息公开即是对隐私的处分和放弃。

功利主义只在事后对隐私进行伤害成本计算。只有在受托人尽职照顾信托人利益的情况下，才能赋予受托人相应的权力。这些权利形式不是互相取代与排斥，而是累积、重叠、依赖和交叉的关系。[157]事实上，代际权利演化的观念，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数据权等性质和关系的长期争论。

各种不可见的复杂数据模型，不断切割和再组合个体，数字主体而非血肉之躯成为重点。如果你让另一个人对你产生信任，你不能转身背叛这种信任。[79]第三，个人成为各种类型化标签的数据点，算法决策不需要与有血有肉的个人发生联系，而主要基于非个人、离散和可再分的各种数字轨迹，进而形成超主体与亚主体的‘统计学身体。传统隐私理论都尝试从概念核心去界定隐私本质，由此陷入某事物处于隐私范围之内或之外的无休止争论，这导致隐私概念要么过于狭窄而不够包容，要么过于宽泛而沦为模糊。

[25]实践中，私人/公共空间二分法不断灵活限缩或扩大对隐私的保护：即使是私人信息，一旦进入公共空间，就无法作为隐私保护。[89]其次，私人/公共信息二分法模糊化。

客观价值秩序理论已经成为我国基本权利理论的一部分。第二代隐私主要依靠公私法合作（个人-组织），保护个人信息（个人数据/数据主体）。

信息社会的流动性特征创造了一个跨越国家的全球信息网络，隐私问题成为超国家和全球化现象。[9]在此理解下，隐私侵权是特定的错误行为人做出特定的行为，由此给特定个体带来的特定伤害。[48]综上，六项概念也是根据空间、事物与主体维度形成的意象群：独处和接近是空间概念。[153]技术发展的不断加速，社会系统与社会场景的不断分化，有关隐私的定义、范围、保护程度和救济方式，不再有固定和统一的标准，而是表现为一整束具有演化特征的伞状型术语。无论是告知-同意原则、被遗忘权或数据携带权，都仍然定位于一种个人本位的隐私权概念。晚近以来，两大范式合流，共同构成信息隐私权的哲学基础，即从消极和积极两方面，将隐私重构为个人对自我信息边界的控制，并落实于当代隐私法普遍应用的告知-同意原则 （notice-and-consent framework）。

为了应对技术变革带来的系统问题，隐私的价值本体有必要重归社会视角，致力从一般利益、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定位隐私，化解个人与社会的二元论，不仅考虑个体的具体伤害，也应当考察社会层面的潜在伤害，不仅应该考虑相应的法律后果，也要重视相应的伦理和社会后果。[174]伴随着信息技术造成的威胁的不断变化，一般人格权势将成为我国信息隐私权未来演化的王牌条款。

[22]其三，隐私的主体维度是内向与孤独的自我，由自我主导隐私边界，捍卫并抵挡外部的侵入。注释： [1] 参见马长山：智慧社会背景下的‘第四代人权及其保障，《中国法学》2019年第5期，第5—24页。

其空间意象与墙壁、隔断、幕布、窗帘等联系，从而确立物理性或心理性的隔离空间。新信息技术同时介入对过去、当下和未来时间维度的操作，三种维度并不相互排斥，而是丛集并存。

在信息社会，法律权力与权利的组织和配置都紧密围绕信息关系展开，因此，信息隐私权不再只是简单的私法或公法权利，而是具备了枢纽性的基本权利的意涵。[19]综上，洛克范式强调隐私作为私域与公域的分离和对抗，康德传统则注重人格与身份的自由发展。[44]其六，晚近以来，隐私的概念核心逐渐统一于控制（control），隐私不仅仅是在别人脑海中缺乏关于我们的信息，也是对我们自身信息的控制。[172] 目前，来自德国的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理论已获得我国学界普遍认同，并被作为理论前提运用于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宪法和部门法的关系，以及具体基本权利问题的分析中。

作为一体，公民需要在隐私风险评估过程中获得充分参与权，采取多方利益攸关者路径，公共机构有责任在信息保护方面承担积极角色。其三，若将隐私视为所有权或利益，也忽视了隐私保护深深依赖于特定的社会结构、技术基础设施和法律框架。

[62]与此相应，欧盟的个人数据保护路径，也坚持将数据主体的同意作为数据处理的基本前提，数据主体有权自行决定应在什么范围内将个人数据告知他人。[98]即使是自主决策，但选项已经被格式化，以适应他被推断出来的倾向。

第二代隐私则是组织社会的产物，主要针对个人与各类公共、专业或商业组织之间持续的不对称信息关系（有关同意/自决、进入/退出的公平信息实践原则）。第五，大数据技术挑战了信息隐私权的传统解释理论。

易言之，隐私是一种选择性分享信息的社会能力，它不仅决定自己与他人的亲密程度，还决定他们关系的性质。[37]隐私乃是孤独（solitude），独处范围既包括身体，也包括作为身体延伸的家庭与房屋。因此，笔者不赞成将这两个概念割裂处理，主张学理层面可在大隐私范畴下统合使用信息隐私权概念，它区别于民法上的隐私权，也区别于狭义的信息隐私（information privacy）概念，进一步分析可见本文结语部分。首先，信息隐私权的规范基础以个人为本位。

在这种观念下，仅仅使用互联网本身，就可能意味已主动将自己的数据让渡给不受限制的数据控制者以及不特定的第三方，其后果是使大量个人信息置于隐私保护范围之外，see Ari Ezra Waldman, supra note 5, p.64。美国隐私法主要受洛克传统影响，隐私权首先是一种消极权利，强调隔离（seclusion）、独处与秘密，主要落实于侵权法。

传统隐私权聚焦空间、事物和 主体维度，形成隐私独占的意象。[35]权利理论则认为隐私是实证性法律权利，在美国，隐私既是普通法权利，也是宪法与特别法权利。

在欧盟国家，隐私既是民法权利，也是基本权利和国际人权。控制范式的理论源头，则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著名隐私法学者阿兰·威斯汀提出，隐私乃是不同主体对于信息沟通过程的一种自我控制权。